新冠疫情暴发后迅速席卷到世界各地，至今仍在全球肆虐。据非洲疾控中心统计数据，非洲大陆从2020年2月14日在埃及确诊首例新冠肺炎病例以来，截至当地时间2021年1月9日，非洲大陆累计确诊病例近300万例。持续蔓延的新冠疫情和“隔离经济”使非洲粮食安全再度成为世界上的热点问题，那么在目前疫情及其后疫情时代，中非在缓解非洲粮食安全问题上何以施为？
01新冠疫情对非洲粮食安全的负面影响
新冠疫情大流行给世界各国带来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非洲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落后且自身脆弱，包括粮食安全等领域受到前所未有的严重冲击。
据2020年7月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农发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联合发布的《2020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估计，自2014年以来，全球长期饥饿人口数量缓慢上升，由2014年的6.3亿增至2019年的6.9亿，同期粮食不足发生率亦由8.6%升至8.9%，年均粮食不足人口增加1000万（下图）。而从全球地域分布来看，非洲2019年有51.2%的人口处于重度或轻度粮食不安全态势，其中，中度粮食不足发生率为19.1%，相当于超过2.5亿人面临粮食不足威胁，高于2014年17.6%。这一数字是世界平均水平（8.9%）的两倍多，为全球所有区域中最高。
图：近年全球粮食不足人口情况
资料来源：FAO, IFAD, UNICEF, WFP, WHO, The State of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in the World 2020, http://www.fao.org/3/ca9692en/CA9692EN.pdf
而2020年初持续至今的新冠疫情大流行，非洲大陆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处于非常态的“隔离经济”态势，物流受阻，农业生产资料缺乏，生产活动难以有序开展。非洲国家经济大幅下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增长率将从2019年的2.4%下降到2020年的-2.8%，使得本来财政收支就十分困难的非洲国家政府没有更多资金用于在国际市场上购买主粮。受2020年全球遭遇新冠疫情的影响，部分国家出现了粮食危机，包括俄罗斯、越南、印度、泰国等十几个国家先后宣布限制粮食出口（或限制部分粮食出口）的应对措施，推高了全球主要粮食的市场价格，总体增幅在8%至10%左右。由此，非洲的粮食安全面临“没钱买不起、供给跟不上、进口无保障”的窘境。2020年，新冠疫情叠加东非蝗灾，非洲地区粮食供需矛盾加剧、粮食不安全状况恶化则是不争的事实。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首席经济学家阿里夫·侯赛因（Arif Husain）对于新冠疫情下非洲国家粮食安全状况的判断是：到2020年年底，全球将有2.65亿人面临饥饿，比上年粮食不足人口会增加一倍。以2019年非洲国家粮食不足人口占全球54%测算，估计2020年非洲大陆至少有1.4亿人口处于粮食不安全状况。
02影响非洲粮食安全问题的风险因素
结构性风险
非洲粮食安全问题持续存在，当地的粮食生产尚不能满足其需求，严重缺食问题具有长期性。以2015年至2019年这五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水稻和小麦两种主粮生产与消费量来看，该地区水稻的年均产需缺口超过了1300万吨，从2015年的1199万吨扩大到了2019年的1460万吨；小麦的产需缺口更加明显，五年平均达到了2287万吨，从2015年的2135万吨扩大到了2019年的2479万吨。整个非洲地区人均粮食占有量不到200公斤，远低于人均400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粮食安全形势持续趋紧。
非洲国家粮食安全长期处于高风险的原因在于：一是非洲国家农业种植技术落后，农业生产机械化总体水平较低，规模化灌溉农业发展有限，粗放经营普遍存在。二是非洲人口基数大，近20年来非洲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一直在2.5%以上，快速增长的人口对口粮需求不断提高，加剧了粮食供需矛盾。三是从种植业生产结构看，基于历史惯性，热带经济作物占农作物的比例大，粮食作物相对少，粮食不能自给。四是粮食作物虽种类繁多，但薯类、玉米、杂豆等粗粮比重大，而小麦、稻谷这两种食性和营养颇佳的细粮比重过小（约占1/5，而全球平均为1/2）。五是非洲多国在粮食生产、加工、储运、消费等过程中，浪费现象突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每年粮食损失量超过1亿吨，而这一数量可满足约4800万人一年的粮食需求。上述原因使得非洲地区的粮食不足问题常态化，粮食不足人口比例长期保持在20%至30%之间，也就是说，非洲地区每四五个中就有一个处于饥饿状态。
突发因素风险
突发因素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自然灾害。非洲大陆独特的地理区位使该地区农业生态环境极为脆弱，既易干旱，也易多雨，还会遭受热带气旋等极端天气引发的自然灾害。此外，病虫害的侵袭也令非洲国家深受其害，2020年初东非之角国家遭受了严重的蝗灾，1平方公里的蝗群通常含有4000万只蝗虫，一天之内它们可以啃食掉3.5万人一天的口粮，使东非八国约500万人面临粮食危机威胁。非洲国家低抗风险能力最显而易见的直接后果是，粮食大面积歉收，农作物减产，这意味着非洲居民赖以为生的粮食供应问题愈加严重。二是传染性蔓延造成的侵害。非洲是世界上传染病高发区，艾滋病、疟疾、霍乱、埃博拉疫情在非洲部分国家的突起，严重损害了劳动者健康状况，日常的农业生产活动遂难以为继。如前所述，史无前例的新冠疫情在非洲暴发并持续演进，再叠加其他热带传染病，使得非洲国家粮食供应能力大大下降。三是各类暴力冲突。非洲部分地区和国家是全球战乱频繁、政局不稳定的高风险地带。即使在新冠疫情笼罩下的2020年，非洲地区的恐袭事件有增无减，“博科圣地”“索马里青年党”“圣训捍卫者”等极端组织在西非和东非地区加紧活动，趁机扩大势力范围，导致恐袭事件频繁发生。由此，农业生产良好环境无法获得持续保障。
总体而言，从影响非洲大陆粮食安全两方面风险看，无论是结构性风险还是突发性风险，其本质大多源于与农业生产本身具有正相关性的自然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并非短期因素，仅在不同年份某些因素体现得程度或强或弱而已，需持续关注。
03新冠疫情背景下中非粮食安全合作前景
在新冠疫情冲击的当下以及面对后疫情时代，直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2030年，非洲的粮食不足问题都将持续存在。据联合国粮农组织预测，2030年非洲将成为全球粮食不足人口（4.33亿）最多的区域，占全球饥饿总人口的51.5%。未来一段时间，中非在粮食安全领域的合作将更加深化。
第一，新冠疫情在短时间内对中国农业生产造成冲击，但并未改变中国粮食安全良好态势，中非在粮食安全领域合作具有互补性。中国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一直认为民以食为天，把粮食安全问题作为重中之重。从中国粮食的生产和需求来看，主要粮食作物水稻、玉米、小麦均是产大于需。以稻谷为例，中国年产稻谷为1.99亿吨，而年稻谷的消耗量是1.97亿吨，产量略高于需求，口粮安全有保障。从人均粮食占有量看，2019年超过470公斤，远远高于人均400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的标准线。从粮食库存量看，中国的粮食库存充足，库存消费比远高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17%至18%的水平，特别是两大口粮，小麦和稻谷库存大体相当于中国人民一年的消费量。从中国谷物进口量看，2019年仅占中国谷物消费量的2%，主要目的是为了调剂需求结构、满足民众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在2020年新冠疫情持续扩散蔓延大背景下，国际粮价上涨对中国国内粮价的影响十分有限，中国有能力应对外部影响。加之，中国在粮食生产技术、对外开展农业合作等方面已形成独特优势，双方保障粮食安全、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和农业现代化、提高发展中国家全球粮农治理话语权等方面合作潜力巨大。
第二，中非粮食安全合作有利于营造中非关系良好的舆情环境。在新冠疫情背景下，中非关系保持友好主基调，但也出现了“中国制造病毒论”“种族主义论”、基于错误的“疫情隐瞒论”推导出“中国疫情扩散有罪论”，以及引伸出的所谓“中国对非战略机会论”“地缘政治论”等杂音。这意味着中非不仅要加强官方交往，更应在民心相通方面下功夫。而彰显济贫扶困的中非粮食安全合作，关乎非洲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也是他们的迫切所需，具有接地气、惠民生的特点，会大大拉近了中非民众的心理距离，发展与巩固中非之间的民心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冠疫情仍在持续蔓延情势下，一些国家构建反华联盟，企图离间中非关系。在上述中国外交环境更加严峻的情况下，具有惠及普通民众的中非粮食安全合作更为必要与迫切。
第三，非洲国家对中非粮食安全合作需求迫切，中非粮食安全合作既有政府主导的机制化合作，又有企业实施的项目合作。就非洲大陆层面而言，《非洲农业综合发展计划》（2003年7月）、《2063年议程》（2015年4月）等文件，明确提出实现粮食自给的宏伟愿景。目前，非洲各国都在加紧落实规划，全力提升农业产业化、现代化水平，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面对日趋严峻的非洲粮食安全问题，强调农业与粮食安全是优先合作领域、帮助非洲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等内容被纳入历届中国合作论坛相关文件中，成为双方开展农业发展合作的有效机制。由此，派遣中国农技专家、设立中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举办农业技术培训等多种交流方式不断加强。2019年12月中国农业农村部主办的首届中非农业论坛通过《中非农业合作三亚宣言》，进一步凝聚中非农业合作共识。中国愿与非洲各国积极对接农业发展战略规划，完善农业合作机制，支持非洲在2030年前基本实现粮食安全。除此之外，中国企业在非洲多国直接进行大型农业的开发经营，包括各类水稻、玉米种植园，提高非洲国家主要粮食作物产量，其农获物供应投资东道国市场，满足当地居民的消费需求，有助于缓解非洲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
第四，中国对非粮食安全合作既要“治标”，又要“治本”。就“治标”而言，非洲国家在面临战乱、旱涝灾害、传染病侵袭等人道主义灾难之时，中国秉持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向面临饥饿困扰的民众提供紧急粮食援助，帮助他们度过难关。就“治本”而言，中方把提高非洲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作为中非农业合作的重点领域。无论是中国政府在非洲实施的援助项目，还是企业的农业投资项目，均需关注农业技术分享问题。一方面，通过中非双边渠道持续向非洲农民分享知识和技术，以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增强可持续性；另一方面，通过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计划，派遣农技专家，进行政策研究、农业生产技术实地示范和人员培训，涵盖粮食作物生产、灌溉、水产养殖、家畜育种、农林兼作、病虫害防治及禽类养殖等领域。此外，中非在构建非洲粮食安全网合作中，合作内容宜从生产环节向全产业链扩展。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2019年粮食与农业状况》，非洲多国在粮食产供销过程中损耗情况严重，谷物类粮食损失发生在农场收获后作业（64%）、仓储（59%）、运输（19%）、加工和包装（18%）、批发和零售等环节。因此，解决非洲国家粮食安全问题需综合施策，中非粮食安全合作范围不仅仅局限于粮食作物的种植环节，还应扩展至粮食作物的加工、存储、销售等下游领域。
第五，中国对非粮食安全合作可重点关注目前存在缺粮问题严重不足的非洲国家。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IFPRI）于2020年10月14日发布了2020年全球饥饿指数（global hunger index, GHI），对全球132个国家2020年的饥饿指数进行了排名，按饥饿严重程度划分，属于“不安”（alarming，饥饿指数得分为35.0－49.9）的非洲国家包括：布隆迪、中非共和国、科摩罗、刚果（金）、索马里、南苏丹、乍得和马达加斯加；属于“重度”饥饿（serious，饥饿指数得分为20.0－34.9）的非洲国家包括：吉布提、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尼日尔、乌干达、赞比亚、津巴布韦、塞拉利昂、莱索托、尼日利亚、卢旺达、苏丹、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刚果（布）、布基纳法索、坦桑尼亚、科特迪瓦、多哥、毛里塔尼亚、肯尼亚、马里、马拉维、博茨瓦纳、贝宁和斯威士兰。上述非洲国家在各类冲突、蝗虫、新冠疫情大流行等多重压力下，粮食安全问题更为突出，据此中方可考虑列入中国对非粮食安全合作的重点国家。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非洲研究小组”